慢生活

悅讀 | 疫情中,一個中產家庭能撐多久?

作者:何子維

發布時間:2020-08-12 10:11:00

來源:群眾新聞

被我們忽視的一個事實是,新冠病毒會導致死亡,饑餓和貧窮也會。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而言,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阻止經濟下滑,確保每個家庭的兜里都有錢。

關于春節有一條段子—寫字樓里的Linda、Vivian和Julia,春運后,又變回了村里家里的翠花、小紅和丫蛋。

這個一度被反復拿來消遣的段子,是因為那些拗口的英文名仿佛給人一種中產的感覺,盡管我們至今對“中產”遲遲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盡管我們其實認定那些政府官員、小企業主、外企高管、都市白領是標準的中產。

新冠肺炎在春節暴發后,何謂“中產”?翠花、小紅和丫蛋會再次變身Linda、Vivian和Julia嗎?這需要我們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從龍蝦到泡面

中產的父母,過去會在寒假送孩子去國外參加冬令營,兩星期后,回家的孩子會講述一次興高采烈的篝火晚會,或是認識了其他國家新朋友的故事。

“但是現在我們取消了這個計劃?!闭驹凇赌巷L窗》記者對面的是一個建筑材料供應商,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取消計劃,除了基于安全的考慮,另一方面與他們家的現金流變得皺皺巴巴有關。這位父親在 2019年投資了幾個門店,沒料到,疫情的到來不僅沒有實現預期中紅火的生意,而且讓償還貸款的壓力變得更大。

“但我還是海淘了一個Switch,讓孩子們在家玩《健身環大冒險》,彌補下不能出國的情緒吧?!边@位父親補充道。

用幾千元的電子設備,替代一次幾萬元的冬令營,有人說,這場疫情把全民轟轟烈烈的消費升級,打回了消費降級。

阿里大數據的統計是一個截面。數據顯示,疫情期間,30~35歲年齡層電商消費表現最差,消費金額較往日縮水20%左右,所謂“新中產”平日里喜愛的高端護膚品、高檔紅酒等產品的銷量都大幅跳水。

消費降級的情緒還蔓延到了家庭的一日三餐。

龍蝦、三文魚這類常出沒朋友圈、很受歡迎的“硬菜”,在疫情期間卻出現了市場的積壓。為此,多數商超不僅要打折促銷,還干脆在廣告上請消費者“伸出援助之手”。

與無人問津的龍蝦相對的,卻是泡面賣得脫銷了。2月上旬,蘇寧大數據顯示,方便面銷量環比猛增約350%。速食走俏,除了它們在使用上有方便快捷的優勢,還因為它們象征著某種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情況。疫情突然降臨的時候,美國Costco在3月初推出了“末日罐頭”,顧名思義就是囤糧,囤到世界末日降臨的那一天也不愁沒東西吃。

結果“末日套餐”熱賣。平日各種追求新鮮、有機蔬果,視罐頭為不健康食品的美國中產,這次居然爭先恐后把可供4口人一年所需、保質25年的幾百個超級罐頭搬回了家。

從取消旅行,到爭搶速食,疫情期間一系列的行為改變,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視作—為了對沖疫情帶來的現金流“洗劫”,無數家庭選擇了支出的“腰斬”。

撐,這個字精準地傳遞出了多數家庭目前呈現出對現金流枯竭的焦慮—顯而易見的焦慮。

每月的供房、供車和稅賦,每學期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每一年提供給老人的贍養費,還要留出部分錢給醫療,以應對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病、一次意外等等。

對許多中國家庭而言,幾乎每天一睜眼,就要能準確知道每月甚至每年的開銷最少是多少。要保衛絕對穩定、長久的資金來源,人人都不敢懈怠。

新型冠狀病毒這只“黑天鵝”扇動翅膀的時候,多數家庭最主要的擔心是工資收入。在沒法開工或近期開工的情況下,工資收入肯定降低。但大部分開銷是剛性的,很難降低需求。

比如教育。社會競爭加劇,灌輸給每個人的理念是,再窮也不能窮教育。讓自己考個證,或者送孩子上個琴棋書畫的興趣班,動輒成千上萬就花出去了。

除了工資,財產性收入也不樂觀,比如投資的回報率也會下降。以市場目前的反應來看的確如此。疫情以來,我們不僅見證了股市大跌,美元指數劇烈震蕩,傳統避險資產黃金也在2月最后一個交易日跌逾3%。

房地產這個“籃子”

全天下人“消費降級”的原因幾乎都一樣,比如缺錢。但因各國國情不一樣,家庭資產的匹配結構差別很大,因此,籌錢方式則各有各的不同。

宏觀上看,這次疫情是對中國的一次大考,也是對全世界的一次大考。微觀而言,可以理解為對家庭的一次大考,譬如家庭資產配置。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家庭的資產結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家庭還沒有什么財富可言,人們的注意力都放在賺錢上,沒有理財的挑戰和投資的欲望??墒?,到了最近幾年,尤其是2016年前后啟動的大多數城市房價跳漲,瞬間顛覆了大多數中國人的財富觀,有房者的資產像吹氣球般膨脹了起來。

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怎樣配置投資組合,才既最大化保值升值,又最小化風險?《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給出了一個答案:繼續買房。數據顯示,2019年,家庭人均財產增長中來自房產凈值的占比達到91%。而這個數值在2016年的時候已經不低了,為68.8%。

該份報告則用“房產形成擠出效應”的說法,強調了中國家庭資產配置畸形的現象。這也對應著此次疫情中,有人申請延遲還貸等新聞的屢見不鮮。

值得注意的有兩組數據。

第一組數據:今年1月,重點18城二手房成交量出現大幅減少,環比下降38%,同比下降27.3%,說明疫情對房地產的沖擊是明顯的。歷史早有預警,2009年,美國暴發H1N1的第一個高峰期,受到影響最大的行業就有房地產,資金回撤率達12.72%。

第二組數據:2003年非典,近800萬人登記失業。試想,如果背負著巨額房貸的人一旦在這場影響面積更大的疫情中失業,沒了收入,那么被改變的可能是一個家庭。

疫情期間,一個從事教育行業的母親將2001年的暢銷書《富爸爸窮爸爸》,推薦給正在讀初中的女兒。這位母親對《南風窗》記者說,作者羅伯特·清崎說房子是負債不是資產,這20年來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諷?,F在呢?

可見,家庭資產都會由于房地產配置過于集中,而在這次疫情中受到影響。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者總是反復一句老話: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這也是為什么近期頻繁看到不同金融機構在為我們的財富管理“補課”,引導家庭短期、中期以及長期如何做更合理的現金流規劃,對任何情況,都要有備用的償還方案。疫情,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中國家庭的風險保障意識。

那么,除了房產等有形資產受到沖擊外,金融資產呢?回顧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股市經歷了大跌又出現了大漲。

原因在于疫情這個“外部沖擊”因素。疫情早期,資本市場后知后覺,等猛然意識到疫情嚴重性則易反應過度,恐慌性拋售。但這種恐慌又能在短時間內消除,于是修復行情便會開啟,常出現反彈。

這個現象也從另一個角度向中國家庭詮釋了,為什么要進行多元化投資,而不是對幾只股票、一個資產區域或一種資產類別敞口過高。

比如,前期如果過度投資了受疫情影響較重的行業餐飲、旅游等行業,而不是還分散投資醫療、線上娛樂等行業,那么,面對疫情,對沖風險的能力顯然不高。

拯救的對象和方法

被我們忽視的一個數據是,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饑餓的死亡率則是100%。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而言,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阻止經濟下滑,確保每個家庭的兜里都有錢。

疫情暴發之初,有媒體報道,黃岡一名孕婦感染了病毒,花光了從親戚朋友那里借來的20萬元仍不見好轉,最終不得不放棄了治療。

為避免這樣因困棄醫的情況再次發生,中央先后明確無論確診還是疑似病例的醫療費用,都由財政兜底。

國家支付這個政策的出臺,對于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而言,是這個寒冬疫情陰霾下極大的寬慰。

保衛家庭現金流的步伐從未停歇,還有一個大動作是央行的貨幣政策。

為“維護疫情防控特殊時期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和貨幣市場平穩運行”,2月2日,央行在公開市場單日逆回購操作投放1.2萬億元人民幣。兩天后,再次投放5000億元。

通俗來說,這是為了給市場一顆“定心丸”,注入巨額資金,市場上可以自由流動與自由交易的貨幣多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寬松都會富有成效。作為參照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入21世紀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為刺激經濟發展,都采取了長時間、大規模的寬松貨幣政策。

看上去這個“不差錢”的社會正在到來,但其本質卻可能制造了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托起原有的泡沫。它會摧毀普通人的儲蓄。

從短期來看,其連鎖反應就是:資金脫實向虛。熱錢會流入樓市、股市等,而不是實體企業。沒有錢的企業則不能投資、生產,獲得利潤,這就導致企業員工得不到高薪酬。

這時便發現,家庭的現金流原來與實體經濟是一種正相關的關系。換句話說,要保衛家庭的現金流,要重振實體企業,有足夠的空間創業和就業才是當下工作的重點。決策者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中國人民銀行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共同出臺了30項政策措施,以支持嚴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私營企業和制造業。

在恢復生產災后重建方面,其他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比如對于企業和個人的救助,大部分遵循著規模有限、針對弱勢群體和尊重市場規律的基本原則。

2011年,日本受到九級大地震及隨之而來的海嘯、核泄漏的毀滅性破壞,日本政府將之定性為戰后60年來最大的危機。

受災難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僅在2011年一年內,日本就有1.2734萬家企業倒閉??梢?,不僅受災民眾苦不堪言,也使整個日本經濟遭受重創。

在增加市場流動性之外,政府最主要的救助措施是規模有限的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定信用擔保,為日本人提供職業培訓和與中小企業對接的機會。

同時重視針對個人、家庭的救助—日本的方法是,建立了一個由私人保險公司和政府共同參與運作的家庭財產地震保險體系。

在這個體系里,理賠金額在750億日元以下的,全由各商業保險公司負責。理賠金額在750億日元至8100億日元之間的,由各商業保險公司和政府各負擔一半。而在8100億日元至41000億日元之間,則由政府負責95%,各商業保險公司負責5%。

這種理賠的“分層技術”,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共擔,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受助企業和機構的道德風險,值得那些“救助資源”雄厚卻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學習。

來源:報刊薈萃

責任編輯: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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